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出国留学大潮。第一次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72年到1875年, 清朝政府先后派遣了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先河。第二次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与第一次留学大潮相隔只有十多年。这次留学大潮是以留美、留法和留苏为中心，当然留英、留德、留日等也有较大的发展。第三次发生于改革开放后。1978 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启动了新时期的留学大潮。我有幸赶上了第三次留学大潮。当时，我正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林为干院士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参加了当时国家组织的出国英语考试。很幸运，我通过了考试，取得了赴英语国家学习进修的资格。但是，很不凑巧的是，1982年发生了有名的“胡娜事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娜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她是当时中国女子网球的第一号选手。1982年胡娜乘去美国参加网球比赛的机会，在美国要求政治避难，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由此我国政府决定削减去美国进修和学习的名额以示抗议。大概由于当时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考上出国的人当中，我相对来说要年轻一些，比较好改语种，所以，学校要求我改去德国，派我到广州外语学院德语出国培训中心培训半年德语。当时，在广州外语学院德语出国培训中心有不同层次的德语班，我们这一年龄层次的德语班共有12个来自各个地方的学生，全部都是通过了出国英语考试，而改派德语国家的。除了两人是计划派往瑞士德语区外，其他的都是派往德国。在这12个学生中，大约有一半学生以前学过点德语，其他人，包括我在内，以前从未学过德语，完全是从字母开始，学习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已经三十多岁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广州外语学院培训德语期间，我接到了美国俄克拉河马大学的一封来信，他们同意我到俄克拉河马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并提供给我全额助教和助研奖学金。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在1981年，我寄了3份申请表到美国大学物理系，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和奖学金。我在美国的清华同班同学帮我垫支了所需的申请费用，一共是45美元。收到俄克拉河马大学的来信后，我非常高兴，当时我已38岁了，真的不想再重新开始学一门新外语。于是我请了几天假，匆匆返回成都，找学校有关部门，希望能重新将我改派去美国。当时我和我的同学都认为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是，世界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虽然我的理由很充足，学校还是不同意改派，坚持要我去德国。这样，我只好再次返回广州，一心一意地继续我的德语学习。

在广州外语学院德语出国培训中心培训了6个月的德语后，我返回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开始着手联系德国大学和教授。在这期间，我的硕士导师林为干院士花了不少时间帮我。我记得他曾通过当时刚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韦鈺博士联系了亚堔工大和波鸿工大等大学。后来，给我提供奖学金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为我联系好了德国不伦瑞克工科大学高频技术研究所的所长温格尔教授。温格尔教授原来是在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担任通信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了不少杰出论文，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30多岁时，他返回了德国，在不伦瑞克工科大学创建了高频技术研究所，他在德国名气很大。不伦瑞克工科大学成立于1745年，是德国第一所工业大学，也是德国第一个设立工科和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能来到德国第一流的大学，在名师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自然是再好也不过的了。

在去德国之前，还有一个“置装”的过程，“置装”就是准备去德国的服装和行李，“置装”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国内，人们的衣着都很简单，基本上是穿蓝色或黑色的中山装，西服极少，更不要说领带了。当时的工资很低，根本承担不起“置装”所需的费用。为此，国家给每个出国人员800元“置装”费，用于做西服、买领带，购置行李箱等。当时的800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以上，所以，用 800元来购置出国服装和行李箱是绰绰有余的。当然，那时在国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昂贵的国外名牌服装和名牌箱包。

1983年12月4日，可以说是由于历史的误会，我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了德国。在位于莱茵河畔的一个歌德语言学院学习了四个月德语后，我来到温格尔教授的手下学习和进修，真正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活。

                                                (作者：杨日胜博士  中天科技集团董事长代表）